一九九二年，我二十四岁。那时候我在广州跟着几个老乡倒腾电子表和收音机，运气好，一年下来赚了三万多块钱。那年头的三万块是个什么概念？在我们那个北方三线城市，能在市中心买下一个挺大带院子的平房。 秋天我带着钱回老家，本想在我爸面前显摆显摆，顺便给他换台大彩电。可我一进门，就感觉家里气氛不对。我爸坐在堂屋的方桌旁，吧嗒吧嗒抽着闷烟，地上一地的烟头。我妈在一旁抹眼泪，桌上放着一沓厚厚的、像钞票又不是钞票的东西。 那是国库券。 九十年代初，很多地方国营企业效益下滑，三角债拖垮了厂子，发不出工资是常有的事。偏偏赶上当年有购买国库券的任务指标，厂里没钱，就直接把国库券当工资和奖金硬塞给了工人。 “这有啥好哭的，国家又不会赖账，放几年还能拿利息呢。”我放下旅行包，满不在乎地说。 我爸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眼珠子通红：“你懂个屁！我是不用急着用钱，可车间里老李的媳妇正躺在医院等着手术费！小赵家的闺女下周就要交高中学费！厂里发这些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药买的纸，把人往死里逼啊！” 更让人气愤的是，厂门口不知什么时候聚集了一批倒爷。他们吃准了工人们急需现金救命的心理，大肆压价收购。一百块钱面值的国库券，他们只给七十甚至六十块钱。工人们明知道吃亏，可为了活命，只能咬着牙流着泪把手里的国库券贱卖给那些吸血鬼。 我爸是个退伍军人，性格倔，讲义气。他作为车间主任，看着手底下的徒弟和老伙计们被人这么宰割，心里比刀割还难受。他去找厂长拍了桌子，厂长只是摊开手说：“老张，你把我卖了吧，我这儿连买煤的钱都没了。” 看着我爸痛苦的模样，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冲动。我拉开那个黑色的旅行包，把里面用报纸包着的、带着我汗水味的几万块钱拍在桌上。 “爸，你明天去跟厂里的人说，谁急用钱，把国库券拿来，我按原价收。一百的换一百，五十块的换五十块，一分不扣。” 我爸愣住了，他看着那堆钱，又看看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眼眶全湿了。他没说一句表扬我的话，只是用力捏了捏我的肩膀，力道大得让我生疼。 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家成了临时的兑换点。来的人络绎不绝，都是我爸车间里的熟面孔。他们手里攥着国库券，眼神里透着局促和感激。老李拿到钱的时候，当场就要给我爸下跪，被我爸死死拉住。小赵拿着刚换出来的几百块钱，连连说闺女的学费有指望了。 那些国库券，被我一张张收拢起来。最后，我找了一个以前装军工配件的樟木箱子，把这些国库券整整齐齐地码了进去。那一箱子纸，花光了我从南方带回来的两万八千块钱。 我走的那天，我爸把那个樟木箱子用铁钉死死钉住，又在外面缠了几道铁丝，塞进了他床底下的最深处。 “这箱子钱，是你小子积的德。爸替你保管着，将来给你娶媳妇打家具用。”我爸站在月台上，冲着火车窗户里的我挥手。 后来的人生，就像一列脱轨的火车。我回到广州后，遇上了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，连带着我的小生意也彻底破产。我欠了一屁股债，灰溜溜地去了深圳打工，进过流水线，干过销售，最惨的时候连个快餐都吃不起。 因为觉得丢人，我好几年都没脸回家，更别提跟我爸开口要钱。等我终于缓过一口气，结了婚，在深圳勉强扎下根时，已经是二零零五年。那年冬天，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我爸突发心梗，没抢救过来。 我连夜赶回老家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办丧事，安抚我妈，处理各种繁杂的琐事。我爸走得很急，连一句话都没留下。办完后事，为了怕我妈睹物思人，我把她接到了深圳同住。老家那套房子就那么空了下来，家具全罩上了白布，门锁一锁，就是十几年。 人在中年，生活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绞肉机，推着你不断往前走。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辅导班，这些现实的压力塞满了我的脑子。至于那个塞在老房子床底下的樟木箱子，在这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，被我忘得干干净净，就像一滴水蒸发在沙漠里，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。 直到上个月，老家所在的片区终于迎来了棚户区改造。拆迁办打来电话，让我回去腾空房子。 我请了年假，独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房子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灰尘在阳光柱里飞舞，空气里全是时间和衰败的味道。我戴着口罩，一件件清理着旧物，扔掉了发脆的塑料盆，拆解了朽坏的衣柜。 当我搬开我爸当年睡的那张沉重的实木床时，我的手碰到了一个积满厚厚灰尘、被蜘蛛网包裹的物件——那个樟木箱子。 我找来一把生锈的羊角锤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撬开了已经被锈死的铁钉。随着“咔嚓”一声闷响，箱盖被掀开。 里面是一叠叠用报纸包着国库券，我跌坐在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，随手拿起一沓，看着上面一九九二年的字样，我的心脏突然毫无征兆地狂跳起来记忆就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进键，轰隆隆地倒带回三十年前那个弥漫着烟味的秋天。 我去银行那天，银行空调的冷气打得很足，我把那个褪色的绿帆布提包放在柜台上时，拉链因为生锈卡住了。我用力扯了两下，发出刺耳的“呲啦”声，惹得旁边填单子的人都转头看我。 柜台里面的年轻女柜员皱了皱眉，眼神里带着点防备。我终于把拉链拽开，伸手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