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夏，山西阳城町店一带，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刚经历一场并不理想的战斗。原本准备设伏，却因组织不够严密变成遭遇战，虽歼灭日伪军五百余人，自身也付出较大伤亡。战场上的得失，暴露的并不只是指挥问题。 这支部队的麻烦，早已埋在历史之中。 344旅的前身是红15军团。红15军团由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与陕北红26军、红27军合编而成，部队战斗力很强，却也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地域和历史关系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红15军团编入第115师，成为344旅。 改编之后，番号变了，干部之间长期形成的亲疏关系却不会立即消失。尤其是旅、团、营各级干部大多很年轻，许多人二十多岁便担负重要职务，能打仗，也有自己的判断。问题在于，年轻和能干，有时也容易同骄傲、任性混在一起。 徐海东在时，局面还能维持。 这位从红25军一路走来的将领，既有威望，也熟悉这支部队的脾气。他不仅要部署作战，还要处理干部关系，做思想工作。那段时期，徐海东实际上承担了旅长和政治工作的双重压力，身体很快难以支撑，工作中曾多次晕倒。 八路军改编初期，为适应统一战线需要，部队政治工作制度一度作出调整，政委职务被政训处等机构取代。军事指挥仍在运行，思想教育和组织监督却出现了空隙。平型关战斗后，黄克诚到基层了解情况，察觉到官兵之间已有隔阂，少数干部身上还出现了军阀主义作风。 黄克诚没有把问题遮掩下来，而是向中央报告，建议恢复原有的政治工作制度。这个意见很快得到重视。恢复政委制度，不只是补上一个职务，更是要重新确立党对部队的组织领导。 于是，黄克诚被调到344旅担任政治委员。 他到任时，欢迎场面并不热烈。徐海东对他表示支持，其他一些干部却态度冷淡，掌声也显得稀疏。黄克诚没有急着争一时高下，而是从谈话、整顿组织生活和纠正作风入手，试图把这支部队从旧有关系中拉回统一指挥的轨道。 事情并未马上见效。 1938年2月，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曾企图率部脱离队伍，遭副团长田守尧阻拦后，最终带少数人投奔国民党军。张绍东与徐海东有长期共事经历，这件事对徐海东打击很大。部属出走，不仅是个人选择，也说明部队内部的思想整顿远未完成。 几个月后，町店战斗又暴露出指挥和纪律上的问题。朱德到344旅检查整训，严肃指出部队没有很好贯彻游击战争原则。徐海东本就病重，又承受接连不断的压力，遂提出辞去旅长职务。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，朱德同意了这一请求。 旅长空缺后，田守尧一度认为自己资历、威望都足以接任。朱德曾在口头上表示认可，但总部研究后没有正式确定这一安排。彭德怀担心，如果继续从原红15军团内部选人，容易使344旅形成封闭的一套班子，山头意识也可能重新抬头。 田守尧对此很不理解，产生了情绪。送别徐海东时，他甚至没有参加宴会。旅党委随后召开会议进行批评教育，可不少干部沉默不语，会议陷入僵局。 朱德当场发火：“这样的党委会，怎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？”这句话针对的不是某一个人的面子，而是要求干部明白，部队首先是党的军队，个人资历不能凌驾于组织决定之上。田守尧随后作了检讨，事情暂时收束，但中央对344旅的处置思路已经明确。 不能只靠原有威望压住问题，必须从组织上打破封闭状态。 毛泽东与彭德怀商议后，决定调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代理344旅旅长。杨得志当时二十七岁，年龄并不大，却参加过多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，强渡大渡河时也有突出表现。他与344旅干部一样年轻、能打，却没有深陷原红15军团的人际网络，正适合承担这项任务。 朱德对杨得志交代得很直接：“徐海东身体不好，这支部队要带好。”杨得志到任后，没有单纯依靠命令压服干部，而是同黄克诚一起召开党委会，推动团以上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重新整顿组织纪律。 更关键的变化，发生在作战方式上。过去有些干部习惯集中兵力硬碰硬，杨得志和黄克诚则按照敌后抗战环境，推动部队由偏重运动战转向灵活的游击战。部队被分开使用，分别深入敌后，以行动证明新的指挥方式并非削弱战斗力。 杨得志率344旅一部越过平汉铁路，在滑县一带与689团会合，逐步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；黄克诚率另一部南下，后来发展为新四军第三师，抗战胜利后又出关进入东北。原属一旅的干部和部队，最终在不同战场上成长为后来多支主力部队的重要基础。 344旅的问题，靠的不是一句训话就能解决。徐海东的威望、黄克诚的政治工作、杨得志的军事指挥，以及中央对组织原则的坚持，几股力量合在一起，才使这支年轻而强悍的部队真正摆脱旧有羁绊。 特别